生命的真谛就隐藏在平凡的生活中。

《红薯大米》由跨界青年导演叶谦执导，李少红监制，归亚蕾、杨桂梅等主演，是一部现实主义乡土题材电影。 与以往乡土题材电影不同的是，影片在描绘面临社会转型困境的闽南独特人文景观和传统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聚焦了闽南农村空巢老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福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老龄化一代已经与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脱节，甚至逐渐被人们忽视。 叶谦导演借这个话题来探讨这个与时代渐行渐远的群体。 所面临的困惑。 整部影片的故事都是以轻柔的节奏向观众讲述，就像一首传统的闽南民歌，节奏特别缓慢，具有很强的生活化特征。

导演通过对家乡的观察和深入了解，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美，在简单的摄影中表达了美。 他用丰富的细节和惊人的洞察力，以视觉的方式传达了人性的本质。 将闽南文化的多种元素融入一部电影中，不仅反映了老人晚年的处境，也向外界输出了闽南独特的文化和地域风情。

电影《红薯大米》讲述了独居老妇秀梅抚养两个儿子组建家庭的故事。 她意识到自己不再被家人需要，而她的追求者阿水石和姐姐青娥成为她晚年生活的支柱。 在别人的帮助下，她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 展现了空巢老人、人与人之间质朴的真情、传统习俗、闽南方言等多种元素，描绘了闽南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实际变化，也反映了其发展进程带来的变化。 。 负面影响——即科技的进步影响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的需求逐渐被忽视。

作为一部低成本电影，《红薯大米》在故事性、艺术性、个性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比较成功的探索。 影片摒弃了宏大场面的叙事模式，转而关注当今平凡的小人物。 影片的情感过程和生存状态揭示和表达了边缘化、底层民众被忽视的人文特征。

影片中深刻细腻的细节也丰富了影片的主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忙于赚钱、外出打工，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却面临着无人陪伴的问题。 在这种“秀梅”的背景下，独居的秀梅为了看望在外打工的儿子，故意装病，希望儿子回来带她去看医生。 然而，她每次都把医院开的药拿去卖给别人。 当着她的面，她夸赞两个儿子很孝顺，在她生病的时候带她去医院。 当她病得很重，咳嗽加重时，两个儿子都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 这种来自家人的冷漠感深深地伤害了她。 伤了秀梅的心。

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 阿梅为刚从城里回来的大孙子阿勇准备了玩具。 阿勇接过玩具说：“太幼稚了，现在谁想玩这个？” ”这句话直接触动了阿梅的心，阿勇只喜欢玩手里的平板电脑，这么一个简单的细节，就是导演对年轻一代与老年人之间代沟的展现。

最后，在最好的朋友去世后地瓜粥，已经70多岁的她决定晚年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向年轻人学习打腰鼓。 在此过程中，她经历了年轻人的各种言语嘲讽。 最终，她无奈答应加入腰鼓队，在众人面前表演腰鼓时，她不小心摔倒了。 直到这时，她才真正明白，自己正在远离这个时代。

导演并没有刻意表现老人被这个时代抛弃所带来的忽视感。 我们从影片中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老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和依赖，那就是秀梅和青娥之间的纯真友谊，也体现在秀梅和阿水石之间的暮色爱情中。 正是这种相互帮助和依靠，才让他们排解了内心的孤独。

《红薯和米饭》就是这样。 通过一系列闽南农村老人的日常细节，通过影射反映了现实中大多数老人的真实困惑。 经济发展增加了生存压力。 孩子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分离的时间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的常态。

个人觉得《红薯米饭》不仅探讨了空巢老人这个宏大的问题，还融入了非常浓郁的闽南地域文化特色，包括服饰特色、工作方式、妈祖神像、寺庙祠堂等、丧葬习俗，民俗风情浓厚。 相信想法和概念等。

片中，有已故的姐姐青娥将梦想托付给秀梅的场景。 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导演有意用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来诠释生死概念，倒不如说这是对闽南文化的再现和阐述。 ，因为在闽南人的世界里，人、神、灵魂都共存于同一个空间。 闽南人在生活中也非常照顾这些看不见的神和灵魂，每年都会为这些看不见的神举办节日。 ——普渡音乐节。

影片中，秀梅从路边捡了一些废弃的佛像回家供奉。 这其实也是对神的一种尊重。 正如她所说：“人们过着艰苦的生活，只是为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屋顶。神啊，他们不也和我们一样吗？”

此外，青娥去世时，民间表演队戴着面具，穿着特定服装，扮成《西游记》、《八仙过海》中的人物，在街上游行，犹如神仙下凡。 导演加入这些元素，创造了一种体现闽南文化中人、神、鬼共存的信仰。

影片的最后，远处冒着白烟的工厂烟囱与传统乡村处于同一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工业化逐渐取代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就像新一代逐渐取代老一代一样。 和其他人一样，老人心里最想要的就是孩子的简单陪伴，就像一碗普通的红薯粥一样简单。 作为孩子，陪伴比物质供给更好，不妨找时间多陪陪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