枇杷是原产于中国的大众水果，其人工栽培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 五六月份，尤其是端午节前后，南方各地的枇杷逐渐成熟，枝头挂满了金黄、红色的果实。 在江南郁闷的初夏，吃一口香甜微凉的枇杷总能让人心情舒畅，解暑解暑。 长三角作为当今中国著名枇杷产区的聚集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是中国枇杷版图上的耀眼亮点。 一百年前，浙江、苏州的沃土孕育了怎样的枇杷景观？ 我们不妨追随江南先民的足迹，来到高大的枇杷树下告别春天，迎接夏天。

江浙山水酿造蜜果

近代以来，著名的枇杷产区星罗棋布，各有千秋。 但就知名度和代表性而言，其他地方的枇杷显然无法与浙江、江苏两省生产的枇杷相比。 这一优势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 1937年，杰出农学家曾勉在《园艺》杂志上撰文，系统比较了江南各地枇杷的品质。 曾先生的专业结论很简单：“中国长江以南各省都可以种植枇杷。 但就质量而言，北方不如南方。 产地最多的是以下四个地方：（1）浙江杭县塘栖； （2）江苏省吴县洞庭； （3）福建省莆田县龟山； （4）江西安义县。”浙江、江苏两省的枇杷在行业权威人士眼中也“名列前茅”，可见其重要地位。

任伯年画《枇杷图》（1934年《美术人生》载）

先说一下浙江塘栖枇杷的情况。

塘栖位于杭州临平，是一个典型的运河沿岸村庄。 据资深农业史学家陈其峰在1993年发表在《中国农业史》上的研究显示，最晚在清朝光绪年间，塘栖丁山湖畔就已广泛种植枇杷，并形成一定规模。催生了工业。 但直到20世纪初，塘栖枇杷种植业才由小面积拓展到大面积，并达到顶峰。 一百年前塘栖枇杷种植规模有多大？ 1930年，王忠义在《自然自然》中记载的一项调查显示，“塘栖镇方圆三十里之内，皆是枇杷原产地”。 方圆数十里的河边，密植着枇杷树。 外人确实很难不惊叹和赞叹这里的宏伟。

现代以“软白沙”为池塘生境种植的最佳枇杷，其他品种也广泛种植。 1932年，《时政报》驻杭州的“特派通讯员”记者发现，作为商品，塘栖引以为豪的“白沙软条”其实存在三个“缺陷”——“雨后果实易裂”和“收成不佳”。 “数量少”、“不耐储存”。 受此影响，“软白沙”的种植量相对较少，主要面向高端市场。 口感相对较差但产量较高的“无二”、“青碧”和“枇杷中外形最美”但口感一般的“大红袍”占据了较多份额。

郑浩全儿童画《枇杷》（1931年发表于上海《青年》杂志）

我们来看看江苏洞庭的枇杷情况。

一百多年前，“蚕老了，枇杷黄了”是苏州老少皆知的农谚。 1936年，《大公报》撰文解释：“春蚕成簇，山上的枇杷渐渐变黄成熟。” 枇杷是苏州郊区春末夏初季节的象征，也是苏州著名的土特产代表。 1937年，《大公报》评价苏州“久负盛名，如光复区窑枇杷、洞庭东山白沙枇杷，皆深受欢迎”。

江苏洞庭枇杷对水土非常挑剔，有“南橘北橘”的态度。 1935年，农学家顾志清参观发现，洞庭地区的枇杷“多种植在山坡上”。 这与1937年曾冕考察塘栖时发现的枇杷大多“沿河种植”形成鲜明对比。 有趣的是，一旦脱离了洞庭山的水土，枇杷似乎总是缺了点什么，很难重现经典风味。 1949年6月，《铁新闻》文章称：“奇怪的是，洞庭山的土壤似乎特别适合枇杷生长。我的家乡（苏州市）就有几棵枇杷树，虽然也是从洞庭移植过来的。”山，它结的果子，远不如山里的出产。” 即使在洞庭山区，东西部的小寒和小寒也有差异，1928年胡昌炽在《中国农业学会学报》上发表的《江浙地区果树调查》一文揭示了洞庭枇杷种植分布格局：“东山产的枇杷最多，鲁布万的枇杷品质最好。 西山出产的不多，但丙厂里的青绿品种最为有名。”

近代，洞庭山区种植的枇杷品种繁多。 1937年，曾冕将洞庭枇杷的主要品种概括为昭中、细种、灰种、奶种、凉扇、蛋红、奶红。 但近代洞庭地区的枇杷种植规模比塘栖地区要广泛得多，特别是在品种管理方面。 1935年，顾志清在总结中忧心忡忡地批评道：“难得一见纯林，良莠不齐。”

论品种，无论是浙江、江苏，还是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都偏爱“白沙”枇杷。 1947年，《群报》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简洁全面的评论：枇杷“分黄沙、白沙，白沙汁多味甜，尤上档次”。 塘栖种植的“白沙”枇杷并不多，但1935年《东南日报》的一篇观察指出，“近年来，白沙枇杷味道鲜美，深受社会欢迎。因此，塘栖成为最受欢迎的枇杷。” 这个地区，很多人都在种植白沙枇杷，产量每年都在增加。”市场驱动的品种很容易改变，这证明“白沙”枇杷特别有吸引力。

枇杷的“白沙”和“黄沙”其实是一个大类，江浙一带的果农也将其下分成了更小的品种。 1933年，《兴化》周刊的一篇杂文详细介绍了塘栖白沙枇杷的“硬”和“软”区别。 其中较好的“‘融条白沙’”，手感柔软，形状圆润略长，一芯一芯，包浆较多。 剥皮时，滴在手指上，尝起来像蜂蜜一样新鲜。 皮和肉的颜色坚硬如条，但皮上却有芝麻般的斑点。 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皮极薄，剥下来可以卷起来。”对于选择“白沙”枇杷，有识之士也总结了一些实用的技巧。1931年，浙江大学《新农业》杂志农学院批评称，“最近市场上销售的枇杷经常冒充普通枇杷，冒充‘白沙’枇杷。”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农业专业的学生给消费者出了一招——“拿个枇杷带有果梗，用手触摸。 如果茎容易折断，就不是白沙枇杷。 真正的白沙枇杷的茎是软的，所以不容易折断。”

看来，枇杷虽小，却充满智慧。 如果你想仔细欣赏，可能不仅需要一些运气，还需要培养一些触觉和眼光。

枇杷好吃但种植难度大

虽然枇杷不像一些名贵水果那么“娇嫩”，但要照顾好枇杷树，让它结出香甜可口的果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苗木来源。 如果撒下种子，一棵枇杷树至少要五年才能结果。 考虑到这一点，大多数果农都采取“快速”嫁接模式。 1945年，农学家顾志清在《洞庭枇杷产业概况》中介绍了当地枇杷苗的产地和去向：“自种苗的经营者很少，多从吴兴购买。苗是购买后的。”然后再在苗圃里养两三年，春分时移栽……移栽后，要么自栽，要么运到香港，价格2-3元/个。树。” 果农想要获得性能更好的良种，需要长期不断积累和试验。 1935年，赵丕忠在《苏州洞庭山枇杷生产考察》一文中提到，当地最常种植的枇杷是“昭中白沙”枇杷，而这个改良品种是“王秋涛家仆何兆山”收藏的。家人在莫湾。” 配种。” 一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给身后留下了很多甜蜜。 前人种树，后人尝果。 这不就是历史的传承和记忆吗？

1937年曾冕拍摄的洞庭山枇杷树嫁接场景

枇杷树的日常护理可粗可细，但有些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1932年，《中国银行月刊》介绍，塘栖枇杷应在清明节后“采摘”，即在一根枝条上只保留少量果实，以免果实营养不足——“剩余果实根据果实大小而异，如大红袍等，如果果实大，则留下一到三个；如果果实小，如薄叶、阳墩，则留下四到六个。当地有句俗话，大果为‘莫二三’，小果为‘四五六’。” 在另一个枇杷主产区洞庭，也有类似的农耕传统，在当地被称为“稀有水果”。

枇杷树对天气高度敏感，这也增加了花果期的维护成本。 1937年，曾冕在长文《苏州洞庭、杭州塘栖的枇杷》中记载：“塘栖人有句话：栽培枇杷有三要诀：一是严寒（气候太冷），二是严寒。另一个是燃烧（太阳太强），第三天是洪水（雨太多）。” 成熟期的枇杷很怕降水过多。 1959年冯明轩所著的农业技术手册《枇杷生产经验》中说：“雨水过多，会影响果实的色泽和品质，甚至导致效果不佳。特别是果实变黄、即将成熟时（之前）小满之后），大雨会导致果实开裂。”，果农称之为“枇杷笑”。

枇杷虫害不多，但挂果时需特别小心。 1922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杨启泰到洞庭地区考察窑枇杷。 杨启泰记录了当地农民对付枇杷树的“大敌”——甲虫的方法：“山上的居民把铁丝插进腐蚀的洞里杀死它们，如果洞太深，就用火柴塞住洞，等待它们的到来。”他们去死吧。” 一些相对现代但不生态的害虫防治方法也逐渐被使用。20世纪30年代，塘栖枇杷开始使用农药。1935年10月，一场虫灾塘栖产区爆发虫害，应当地政府邀请，浙江省昆虫局派人携带大量农药喷洒农药消灭害虫。 1941年，《中国商报》介绍枇杷膏的做法，当枇杷即将成熟时，农民将迎来忙碌期：“成群的鸟儿聚集起来吃食，所以植树者筑网保护果实。”更何况，1948年，严世雄在《茉莉丰》发表的洞庭枇杷产地采访中提到，每逢枇杷收获季节，当地果农都会上山“搭起芦席、搭檐看守”。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采摘枇杷的难度远不如上面提到的细节。 1932年，《集集新报》介绍了农民采摘枇杷的方式：“用手摘去有茎的果实，放入八角筐内。从高处采摘果实，用梯架和竹钩。”梯顶，将篮子挂在树枝上，左手握住钩子，爬上上面的树枝，右手采摘。”1935年，《苏州明报》的一篇文章提醒读者：“这是最难采摘的枇杷。 挑选它们时必须非常小心。 用手柄挑枇杷，不要损伤皮肤上的细毛，否则枇杷会立即腐烂。 正是因为采摘工作的专业性很强，苏州光复地区甚至还有大量的女性当季枇杷工，她们在枇杷成熟期到山上劳作，收入“四五块钱左右”。每天一百块钱。”

1936年《儿童世界》发表的漫画《采枇杷》（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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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的经济价值正如其常见的皮色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富贵水果”。 这个比喻放在现代语境下并不夸张，因为当时的枇杷“产业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枇杷产业最直接的收入来自于枇杷的销售。 1931年，《新闻报》这样总结塘栖枇杷的经济效益：“年产总量约3万吨至4万吨，产值20万元以上。枇杷销往江南、浙西各城市，大部分为枇杷”。 “枇杷是在塘栖地区种植的，这一带几乎没有不种枇杷的家庭，每户枇杷年收入少则四十、五十元，多则一千多金。” 当时塘栖枇杷市场广阔，1932年《深圳报》报道“每逢枇杷上市，平、津、宁波、上海等各大城市都来收购”。赵丕中在《大众农村副业月刊》上发表的观察称，到1936年，“塘栖的农民大多有十亩枇杷园，少数有两三亩”。英亩。”他们的利润自然不错。

塘栖枇杷的运销还依赖于滋养枇杷的渠水。 1934年，《浙江塘栖枇杷查验记》披露了枇杷出口的生动细节：“多用帆船，大小不等。中型的，每艘船装枇杷数千竹篓，重约四十个。”因为塘栖到上海的船价大概在13、4元左右，其中上海销量最多，其次是杭州、宁波。” 同一篇文章还专门解释了用来包装枇杷的圆形竹篮——“高十五英寸，口宽28英寸，底部宽19英寸。它们是用竹条制成的，有很大的眼睛。每个篮子可以能装大约四公斤枇杷，有绿纸作背书。”

洞庭东山枇杷装入篮子运往上海（1935年《良友》杂志）

即使卖得不远，洞庭枇杷依然能在本地销售中找到“真金”。 1949年6月，《铁报》上的一篇民间传说文章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洞庭山上，一元银元可以买八十斤枇杷，即使在苏州，一元银元也能买五十斤。”丹丹刚看到上海此时缺少岭南的名贵水果，有人就将心思转向了苏州的枇杷，只要卖完之后再卖，就能获得八到十倍的利润，这可真是对于任何单一方企业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很好”。

一百年前，枇杷花是优质蜂蜜的重要来源，这也是一门生意。 1935年，施银农在《中国养蜂杂志》上撰文指出：“枇杷是浙西三大蜜源之一，随处可见，但以杭县池塘最为丰富。各地农场在夏天采集乌桕蜜，后来，他们经常去那里过冬，采集这种蜂蜜。” 由于当时洞庭果农普遍排斥养蜂场，塘栖成为近代长三角地区枇杷蜜（俗称“上白蜜”）的主要产地，塘栖枇杷蜜售价很高。 1933年，《乡村》杂志记载，江西养蜂队到塘栖生产枇杷蜜，“平均每箱采蜜不足两公斤，结果很一般。”然而，“生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纯净。”

此外，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罐头工业也给长三角的枇杷产区带来了商机。 1947年，《申报》中的《塘栖枇杷》一文描述了当地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枇杷经济：“枇杷刚从树上采摘时，汁液鲜甜，所谓‘树头鲜’。 ’”枇杷皮破了之后汁液就溢出来了，和采摘很久的枇杷味道完全不一样。 上海美林公司还在塘栖设立了分厂，将极其新鲜的枇杷装进罐头，并用科学的方法保持这种极致的水平。 美味的‘熟头鲜’美食远销北京、上海及国外。”

让大多数人惊讶的是，一百年前，小枇杷也是当地旅游业的活力源泉。 1937年，苏福长途汽车公司专门为广福枇杷季节开通了专线，运送城市宾客到广福采摘枇杷、赏景踏青。 “当枇杷上市时，将专门配备最新的公交车，5月29日至6月13日直达光复。” 每天发车四班，最早一班早上 6:30 出发，最后一班晚上 6:00 返回。 每人往返票价总计1元20毛钱。 游客除了采摘枇杷外，还可以趁机游览光复附近的许多名胜古迹。 抗战时期，洞庭山果农也试图通过免费提供枇杷来吸引日渐稀少的外国游客。 1941年，《中国商报》报道“端午节前后，若有外地游人进山，可在树间尽情吃食，但不准随身携带”。

化泥为膏润五脏

枇杷膏，有的地方也叫“枇杷露”，应该是很多人止咳平喘的“常备药”。 中医认为，枇杷膏能“清肺胃、止咳下气、祛痰降火”，是一味多用途的良药。 纵观一百年前有关枇杷的讨论，有的文章还涉及到枇杷膏，堪称“药食同源”的经典案例。

当时人们是如何认识枇杷膏的呢？ 1939年，邹德民在《申报》中论述了“中医药与食品营养”的话题。 邹文对枇杷膏的制备和功效进行了点评：“枇杷叶的功效是止咳化痰、清热润肺。药店里有卖的，熬药膏，蒸。”枇杷膏可以治疗咳嗽，不过使用时一定要把叶毛刷掉，否则容易引起咳嗽。感冒初期咳嗽不宜用枇杷膏，如果咳嗽一段时间后，少量的食物仍然会产生“效果”。

1937年《苏州明报》上出现“白沙枇杷膏”产品

现在我们从药店买的各种枇杷膏中最主要的成分基本上就是枇杷叶。 这种药用性比较强的枇杷膏配方可以在1930年的《上海医学报》上看到。沉敬柱医生披露的这种枇杷膏的主要成分是枇杷叶、大梨、白蜜、大枣、莲肉。 还有分别针对痰多和吐血症状的患者的“定制版本”。 加贝母1两，莲藕21段。 当时还出现了家用版的非药用枇杷膏，用于调理、滋补。 《益食报》推荐的“枇杷膏土法”就是这种类型。 做法如下：“先选品质好的枇杷，去皮，切去一侧果肉，挖出核，然后入锅煎熟，并加适量的水。煮枇杷可以用铁制的，但最好用陶制的锅，煎药时，一开始火要稍猛，但不要有阻碍，达到沸点后，火力要慢。枇杷果肉煮成粥时，即可停止燃烧，将稀粥状的汁液倒入细布袋中，滤去残渣，滤去残渣，然后将汁液放入锅中煮。叫做“收糊”，这时候可以加入纯冰糖和少许红糖，炒到合适的稠度后，就可以把收好的枇杷糊捞起来，放在干净的地方了。放在陶器里，等火的热量散去，结成冰，就可以盖上密封了。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以来，制药企业专门前往优质枇杷产区采购原料，使枇杷膏成为枇杷产区的又一财富来源。 20世纪30年代，上海梁园制药厂在洞庭东山设立采购点，用“正宗”的白沙枇杷制作枇杷膏。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邹玉涛）